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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與民主

公共利益理論的起始是將個體的利益與群體的利益視為密不可分的一體,團體中的成員是因為追求共通的價值與目標而結合在一起的。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及西賽羅的著作中已有共同利益的概念,較晚近的當代哲學家John Rawls將「共同利益」(common good) 定義為:「對每個人同樣有利的某種普遍條件。」共同利益基本的方法原理是將倫理視為促進公眾的利益。因此,共同利益主要是在於讓社會體系,公共設施以及我們賴以維生的環境能在一種有利於所有人的方式下運作。由於致力於群體利益,所以著重於確保我們所依賴的社會政策、社會體系、環境等方面都是對大眾有益的。例如健全的醫療保健、有效率的公共安全、國際和平、正義的法治體系及無污染的環境。 公共利益的支持者所遭遇的問題是所謂的「搭便車」問題,由於共同利益所提供的利益是每個人都可獲得的,包括那些選擇不盡本份職責以維持共同利益的人。當個人拒絕盡其本份職責以支持公共利益,卻藉由這樣獲得共同利益所提供的利益時,他們就成為了一個「搭便車」的人。如果有過多的人像這樣成為「搭便車者」,依賴他們所支持的共同利益就會瓦解。這又被西方經濟學者稱為「公共產權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這個「寓言」是這樣的:在一塊由一夥人共同擁有的草原上,個別的牧羊者會不加限制地把他們的羊群擠在有限的土地上,從而造成過度放牧。其道理很簡單,因為多放一隻羊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歸個人,但其代價——草原供養過多的羊而遭受破壞——卻是由所有人共同負擔的。這故事有如下的寓意:個人的理性行為並不一定能為社會帶來整體的效益,而且在極端的情況下,這種不受約束的個人行為可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而由民主理論的觀點來討論公共利益,我們可以說當社會中意見分歧、存在多樣化利益時,政治家的重要任務是尋找一些安排,促使各類分歧透過權利的界定和交換來達成最低限度的合意,以追求政治的有序和均衡。若不建立一個政治市場,就沒有辦法使這些交換發生,若不設計一系列規範政治市場的制度程序,則沒有辦法使這些交換活動合乎規則。這就是為甚麼民主程序必須處於核心地位,因為它同屬於政治市場和法治建設。它的運轉透過利益的交流和交換促進了合作和一致,通過競爭和相互監督增加了對腐敗行為的約束。不進入政治市場,分歧的利益無法通過競爭、交流和交換達成最低限度的一致(公共意志、合意),它們儲存在社會中可能轉化為危機,而民主制度則緩解了將分歧長期儲存於社會的危險。在民主制度中,這些分歧有專門的渠道不斷轉化為政策制訂的討論主題,因此它有利於政治穩定,而不是相反。 一些國家的政體實踐表明,公共利益只有由公共代表的參與和定義才能夠確立。如果立場分歧,公共利益往往是一些衝突性的社會群體間、經激烈辯爭後達成的妥協協議。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各家都要討價還價。但時間漫長不見得是壞事,它可能把激進的情緒冷卻下來,從極端對立轉而求向少許改變立場,最後的結果自然能包含各方面的部分利益要求、以及部分退讓─對他方的利益要求讓出空間,否則就無法形成公共認同。這些過程允許政治理性獲得發展,在這些煩瑣漫長的過程中,任何團體都被不斷訓練遵循─堅持、妥協、說服、合作、責任─等等原則,否則它甚至無法實現自己的部分目標。正是這一點,促成了利益共識產生,確保了社會的長治久安。   但這個公共利益的觀念與我們現今所處的多元性社會是相互矛盾的。不同的人對於什麼是值得或者什麼是構成「人類的生活福址」有著不同的看法。最近幾十年來,因為越來越多昔日沉默的團體,如婦女及少數的聲音已經被聆聽,使得這樣的差異已經逐漸增大。有些人激烈的認為這些差異的產生,將使我們在未來投入參與和支持各種社會體系、組織及環境的看法上,難以取得一致的共識。而即使我們在我們所重視的事物上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我們必然會對於這些事物中所含有的相對價值持有不同的意見。舉例來說,儘管我們一致認同一個負擔得起的醫療制度、一個健全的教育體制、和一個乾淨的環境都屬於共同利益的部分,然而有些人可能認為在醫療上的投資應該要勝於教育,而另一些人則喜好將資源集中在環境上,超過醫療及教育。諸如此類的爭論必定會削弱我們喚起一個對於共同利益持續且廣泛去努力的能力。面對這樣的多元論,維護共同利益的努力可能導致只會採納或宣傳某些觀念,而將其他的看法排除在外,違背了公平對待的原則。此外,此類的努力可能會迫使每個人支持某些特定共同利益中的想法,違背了那些並沒有共享這些目的的人的自由,並且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父權主義(義指把對某一團體的偏好加諸於其他團體)專制與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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